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5期作者：杨凤城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具有继往开来的里程碑意义。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历史的继承性和发展性来看，《决定》具有五大特点：一是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布局改革；二是紧扣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主线；三是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全面深化改革；四是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五是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

一、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布局改革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尤其是在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的基础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进入关键时期。《决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始终围绕或服务于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改革开放的一大特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之际，就鲜明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事实上，早在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振聋发聩般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此后，他又反复强调，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可见，在邓小平那里，实现现代化的首要政策是改革开放。党的十二大报告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统领，规划未来的改革发展事业。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全会指出，城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十三大以“全面加快改革、开放的大会”载入史册，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依据邓小平的设想，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

1992年，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党的十四大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原因很清楚，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是经济发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他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选择。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十四大明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的十五大制定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指出：“改革开放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体制条件，开辟了广阔的市场需求和资金来源，亿万人民新的创造活力进一步发挥出来。”世纪之交，“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进入新世纪，我国迈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新阶段。党的十六大提出，新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推动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党的十七大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布局重点领域改革。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目标，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首次，既丰富了现代化的内涵，也丰富了改革开放的内容。党的十九大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是对“三步走”战略目标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深化和推进，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已有成就带来的高度自信。党的二十大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布局经济发展、科教人才、民主政治、依法治国、文化建设、社会民生、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军队、“一国两制”、大国外交、党的建设等十二个方面的改革发展事业。

实践表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发展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谋划的起点是加快推进现代化，改革广度和深度的拓展离不开现代化的阶段性特征和要求，而改革开放最终成就了中国式现代化。正因如此，《决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擘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而言之，即围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党的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全面部署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

历史表明，正是紧紧围绕现代化目标布局改革开放事业，中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进入新时代，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一言以蔽之，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符合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战略决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二、紧扣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主线

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正是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决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回顾改革开放历史可以看到，改革始终围绕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主线展开。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源于对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反思，源于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思考。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时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农村还有二点五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面对这样的现实，邓小平鲜明地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由此出发，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主要任务”“中心任务”“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历史经验表明，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改变传统社会主义理念和做法，通过改革开放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建国三十五年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已经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必须指出，这种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其所以如此，除了历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之外，就经济方面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改革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按照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也是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然而，社会主义实践表明，单一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单一的分配制度，虽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作用，但长此以往则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础、最重要，也是最鲜明的制度创新就在于：突破单一公有制，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单一的，实际上是平均主义盛行的分配制度，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显而易见，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而言，这些改革是结构性的改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标识。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创造、自我完善和发展，不仅体现在基本经济制度上，而且体现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方面面。围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持续推进党和政府机构改革，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强国，通过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事业单位积极性主动性充分发挥、社会广泛参与的文化生产与传播体制机制；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而展开的社会管理、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创造创新，激发了社会活力，同时保持了社会稳定，保障了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围绕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而展开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对于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保障。所有这一切，均体现着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体现着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始终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换言之，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任务，就是建立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一方面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是改革开放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另一方面也说明，经过几十年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和框架已经奠定，制度建设的经验已比较丰富，制度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制度自信空前增强。习近平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步走”的总体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后半程”的要求，进一步强化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和总任务。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重要内容。习近平曾形象地将改革与法治比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即反复强调要建立健全法制；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深刻阐述了依法治国的含义，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任务；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习近平就全面深化改革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指出，全面深化改革“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决定》指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构成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重要特点和经验。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均充分肯定，经过新时代十年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继承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经验基础上，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新任务的需要，明确了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要求“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充分体现着改革事业主题和总目标的一贯性。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同样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三、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的改革事业始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为重心，牵引其他方面改革渐次跟进，逐渐步入综合性、全面性改革阶段，然后是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习近平在对《决定》作说明时也明确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中国的改革事业是从农村起步的，目的在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摆脱贫困，实现小康。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排头兵，破冰突围，率先探索，先导作用有目共睹。然而，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长期单兵突进。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改革，并且在实践上着手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机构重叠臃肿等问题。继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亦陆续出台，目的在于配合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把经济发展逐步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上来。到党的十三大前后，伴随经济体制及其他方面改革的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就此，邓小平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同意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并将这一设想的基本内容写入十三大报告中。

党的十四大开启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新征程。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先后作出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带进新阶段。它不仅要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等，而且要求深化教育科技文化体制改革，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导作用再次彰显。

党的十四大明确：“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五大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越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六大重申了这一基本原则。党的十七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党的十八大要求“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都有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部署，包括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持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司法体制、监督监察制度等方方面面。

伴随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领域改革的拓展和深化，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狂飙突进，文化体制改革亦逐步拉开大幕。问题很清楚，只要搞市场经济，文化市场就会存在，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就会显现。实际上，文化体制改革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只不过缺乏整体规划，各自为战、零打碎敲而已。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明确“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并提出改革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世纪之交，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在物质生活走向富裕的同时，民众的精神生活需求日趋凸显。与此同时，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对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竞争力产生了倒逼作用。党的十六大要求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03年6月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即部署了试点地区和试点单位。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目标要求。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对文化体制改革作出总体部署。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要方针、重大举措等作出全面阐述和部署。从实践上看，文化体制改革主要包括：重塑市场主体，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发展文化产业；以公共财政为支撑、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由办文化向管文化、由管微观向管宏观的转变等。

伴随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亦逐步提上日程。实际上，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一直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并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在部署和实施。进入新世纪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进一步加快。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作出系统部署。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均有对创新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的专门论述。

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虽然已经有了保护环境的认识，但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还是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成本。随着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党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进入新世纪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明确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并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出改革创新要求。

其实，早在1985年4月邓小平就讲过：“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1987年6月，他再次谈道：“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1991年7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巨大的系统工程，包括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需要相互协调，配套进行。”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期间，也不止一次地指出改革进入新世纪后的综合性、全面性特征和要求。不过，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且大刀阔斧，与传统经济体制相比变化既深且巨，因而更引人瞩目。相比之下，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方面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下渐次跟进，没有像前者那样始终处在改革舞台中央，另一方面在原则、制度等方面与改革前连续性较强，改革前后的基础或根基一以贯之，因而彰显度和受关注度不像经济改革那样广泛而强烈。

随着实践发展，改革的综合性要求日益凸显。这不仅表现为经济领域内各项改革要协调配套，与经济联系比较密切的科技体制、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要配套进行，而且表现为各领域改革关联性和各项改革举措耦合性日益增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日益显著，加强统筹规划、整体推进的顶层设计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出系统部署，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实际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在部署经济领域改革的同时，也从原则上部署了科技教育文化政治等领域的体制改革。与之相比，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统筹谋划，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正如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所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依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为牵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包括总论在内共十六个部分，其中经济体制改革占了六个部分，其他方面的改革各占一部分，由此可见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导作用、重心地位。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实现了“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依法治国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外事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生态环境督察体制改革、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检监察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扎实推进”，构成新时代亮丽的全面改革风景线。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任务总体如期完成。

党的二十大确立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各种风险挑战，要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根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正是由此出发，《决定》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提出“七个聚焦”的分领域改革目标，要求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聚焦建设美丽中国、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决定》共提出三百多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等多个方面，其特点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历史表明，以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是其他领域改革为先导、牵引全面改革，能够最大程度地彰显改革成就，保证民众享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成果，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关键所在，是改革、发展、稳定形成良性互动的关键所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无疑体现着这一成功实践经验的坚持和发展。

四、以开放促改革，改革与开放相互成就

中国的改革始终是和开放关联在一起且相互成就的。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决定》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改革事业启动之际，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外资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在党中央领导层是有高度共识的。当然，最早使用开放这一概念的是邓小平，最早把改革与开放联系在一起使用的也是邓小平。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提到“实行开放政策”。翌年3月19日，他再次讲道，“我们将会一步一步地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不利用和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经验，四个现代化是搞不好的”“对外开放的政策，我们要继续贯彻下去”。1984年2月9日，邓小平在厦门考察时，明确提出和使用“改革开放”一词。此后，“改革开放”作为一个特定概念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和重大政策中不断被使用。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在实践中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将对外开放明确为基本国策。党的十三大将“坚持改革开放”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提出，进一步宣示了开放与改革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对外开放，在“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的思想指导下，主要举措包括大力扩展对外贸易、积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特别是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意义重大，无论是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还是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区作为享有对外经济活动较大自主权的地区，均有借鉴国际经验、国际规则，与国际经济接轨，先行改革试验的作用。开放倒逼改革，改革促进开放，形成良性循环。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后，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党中央明确提出实行全方位开放，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等要求。从实践上看，一是在对外开放的地域上，进一步开放沿边地区和内陆省份。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鼓励开放地区尤其是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走在前面，发挥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二是在利用外资方面，逐步放宽准入领域。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创造条件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引导外资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投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三是进一步改革外贸体制。包括赋予具备条件的生产和科技企业对外经营权，以提高效益为中心，努力扩大商品和服务的对外贸易，优化进出口结构等。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开放对于改革的要求更为广泛更为深入也更为急迫。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还特别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按照市场经济和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抓住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增强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能力，赋予企业更大的境外经营管理自主权；等等。历史表明，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对于中国迅速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更全面更深刻更及时地了解世界经济发展动态特别是高新技术发展动态，洞察世界经济发展和治理的先进体制机制，观察和思考世界各国国家治理体系及其效果、经验和教训，科学研判时代潮流和时代特点，从而主动拓展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及时调整改革的方向和重点等，起到重要的倒逼或促进作用。

党的十八大要求“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任务，要求“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党的十九大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宣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求“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综观新时代以来的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鲜明的目标要求，“新”和“高”构成关键词，表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正迈向高质量发展。在这一进程中，逐步明确并推进制度型开放，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构成一大特点。自2013年首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至今，我国已先后设立二十二个自贸试验区。这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目的是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自贸试验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成为我国以高水平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生动样板。在实践基础上，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强调通过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来推动制度型开放。2021年3月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在第四十章“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要求“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2023年7月11日，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意见》，习近平发表讲话指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们主动作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战略举措，明确“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由此出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新时代对外开放从程度上讲亦有其鲜明特点，即“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日益拓展。包括放宽外资准入，制造业负面清单清零，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决定》提出“扩大自主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开放的决心和力度。二是“走出去”展现新特征新内涵。从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到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再到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中国日益深入地参与全球经济发展和治理，展示了由“引进来”为主，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再到“引进来”与“走出去”有机融合，“走出去”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的历史性转进。由“为了赶上时代”而对外开放，到与时代共舞、引领时代、推动世界共同发展而对外开放，历史印证着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成功及其意义。

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不断全面深化改革，反之亦然，两者互为条件、相互砥砺。2024年5月，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国正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由此可见高水平开放对于促进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作用。从另一方面来说，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则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扫除了体制机制障碍。概言之，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改革与开放相互成就，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

五、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动选择，改革开放事业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二十届三中全会，每一个有关改革的中央决议都有专题阐述党的领导问题，指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顺利推进改革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还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十九届三中全会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是从制度上加强党对改革事业领导的创新之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郑重宣示：“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这一结论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总结。可以看到，党的领导与改革事业的谋划和实施始终相伴相随，为改革开放提供蓝图、提供组织实施力量、提供政治思想保证等。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三中全会基本上都以改革为主要议题。此外，还有大量具体领域的改革决定，也是由党中央作出或批准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科学判断国内外形势，围绕解决突出矛盾设置改革议题，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改革设计中来，最后形成最佳方案。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具备这种地位和能力，总揽全局、集思广益、绘制蓝图、作出规划。改革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没有蓝图和规划是不可想象的。

将改革蓝图变为现实，任务极为艰巨而复杂，同样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具备实施这一宏伟蓝图的组织力量和人才队伍。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众星所捧之“月”。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习近平指出：“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系是居于统领地位的，是全覆盖、全贯穿的，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武装力量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有序协同，保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令统一，运行顺畅、执行高效、充满活力。”党中央作出的改革决策，党的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部门要贯彻落实，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的党组织要贯彻落实，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的党组织也要贯彻落实。组织的力量是伟大的，没有集中统一、令行禁止的严密组织体系，再美好的蓝图也难免打折扣甚至落为一纸空文。不仅如此，党通过大力选拔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干部，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干部队伍是党为人民执政的骨干力量。历史经验表明，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党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五湖四海的选人用人方针，将一大批对党忠诚、群众认可、有真才实学和开拓创新精神的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为改革事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领军人才和骨干力量。

改革作为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十分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思想观念的更新更替，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或阻力。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国企改革到民营经济发展，从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精简机构到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关起门来搞建设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从“引进来”为主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日益融入全球经济发展与治理等，这些变化既深且巨，而且是并联式、集聚式发生发展。在这场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全方位革命中，中国成功地保持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和良性互动，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动员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传统和优势，具有纵到底、横到边、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和由此带来的强大社会组织动员能力，是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成功的另一秘诀。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都可以看到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所发挥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正因为有超强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和社会组织动员优势，中国人民才能在党的领导下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正确对待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使改革决策能够落地生根、结出硕果。

党的领导保证改革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行。历史表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存在一股势力和思潮，试图改变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便对“西化”或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保持高度警惕，明确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新时代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习近平不断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指出“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当然，改革事业本身也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其内容之一是改进和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从“坚持和改进”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主要体现为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到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因而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地加以落实；从“强化执政意识，增强执政本领”，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到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确定为党的建设的主线，要求不断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不断健全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无论从认识上讲，还是从实践上看，党治国理政的理念、制度和体制机制，均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

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党的十三大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改革开放以来，从提出开展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到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从逐步明确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到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从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到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始终与其他领域的改革同频共振。沿着这一历史轨迹，《决定》提出“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要求通过“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完善党的建设制度机制”，“调动全党抓改革、促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实绩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这些原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继承，又体现着新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只要有党的坚强领导，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就一定能够达到。

现实是历史和未来的桥梁。现实中的任何重大决策和举措都有历史轨迹可循，具体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为一脉相承而又不断发展的事业，必然有对历史的继承和发展，守正创新必然在主脉和主结构上延伸。改革在中国始终围绕现代化目标展开、始终紧扣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始终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全面改革、改革与开放始终相辅相成、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可以说是改革事业的显著特点和一以贯之的主结构。将《决定》放在这样的历史天平中来认识，也许能够多一个理解其要义与特点、地位与意义的角度。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赵晨光